清华大学的程京院士以其《治未病与基因诊断》为名的主题演讲，介绍了我国利用基因筛查技术的进展和成果，第二代芯片的推出能测出15个突变位点，能检测到遗传聋、药物致聋等一些常见的耳聋病因。基于清华大学研发出来的基因筛查芯片、设备和技术平台，已经得到我国主管部门的认可，重要的是已经在北京、成都等地采集了上万例不同耳聋患者的样本，按照程院士的预测，不久这些大样本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基因数据库，为探索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耳聋疾病的构成、预防和治疗，奠定了独特的生物医学基础。
中国聋儿康复中心胡向阳主任则从政府救助和管理的角度，做了《中国听障儿童康复救助策略》的重要讲演，公布了一些翔实的数据，勾勒出我国十来年在推广和普及聋儿听力和言语康复的发展历程。尤其令人大开眼见的是，通过持续和严格的康复器械采购策略的实施，我国政府能将助听器械采购价“打压”到零售价的10%，将耳蜗供货价压到30%的低价水平，这是一种基于我国经济和听力学国情的财务补贴模式。
刚刚 于 9月23日从美国纽约归来，凭借在防盲、防聋事业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荣获联合国颁发的“2012年南南奖-人道主义精神表彰奖”的韩德民教授做了回顾中国听力学发展的即兴讲演，道出许多世人未知故事，比如当年如何通过介绍中国聋儿现状而获得已故的原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先生的大力支持：王先生代表台塑集团慷慨向中国大陆聋儿捐赠了15000台人工耳蜗，总价值高达6亿美元，在听力行业，这是单一最大的一笔捐赠，从此启动了今天中国蓬勃发展的人工耳蜗康复事业。
卜行宽教授介绍了国际听力组织和WHO在防聋的新动向，《WHO防聋进展及听力损失最新分级》讲座提醒我们轻度听力损失的定义将下调5dB，变成20dB；无疑如果实施的话，将会对中国听力学的临床实践产生重大影响。
龚树生教授以《耳科手术发展与听力学评估》为题，通过对比创新性地阐述了听力学在耳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刘博教授的讲座：《大前庭水管综合症患儿的手术时机选择》和与会听众分享了诊治大前庭水管综合症的经验；同仁医院的研究新秀李永新教授，选择了一个挑战性很大的论题《非常规儿童人工耳蜗植入》，分别从解剖结构和临床手术的分类，全面介绍三种非常规的耳蜗植入，在结合国内外最新的技术基础上，讨论了其临床手术的成果；而夏寅教授和张华主任则分别探讨了《BAHA的早期临床运用》和《助听器新技术》。
正如我们所知，就听力学的实践而言，中国在新生儿听力筛查领域所取得成绩最为突出，集中体现了我国听力学发展的一个崭新的思路：从具体实践入手，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听力学诊治体系。出席2012年北京听力论坛的有我国最早推广新生儿听力筛查的前辈和新秀，比如上海新华医院的黄治物教授《上海儿童听力筛查模式》、南京李晓璐教授的《边缘地区新生儿及婴幼儿听力筛查模式》、北京同仁医院黄丽辉教授的《新生儿听力筛查后的早期诊断及处理》、301医院的郗昕教授的《听神经病婴幼儿的听觉及言语评估》和中国聋儿康复中心的孙喜斌教授的《听障婴幼儿的听觉及言语能力评估》等，从各个角度详细介绍、总结了我国新生儿听力筛查的现状和成果。
加拿大听力学家蒋涛教授解读了最近刚刚颁布的《美国儿童听力筛查指南》，这份由12名美国听力学家、儿童教育专家等组成的《儿童听力筛查指南（草案）》委员会，几经讨论和广泛征求意见，近日经美国听力学学会颁布其规定，开始在全美试用。这份儿童听力筛查指南是全球第一个较全面、规范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南性文献，对中国听力学的实践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蒋教授将新生儿听力筛查和儿童听力筛查进行了对比，给出大量的数据，阐明如果仅仅停留在新生儿听力筛查还不够，这是赢了一场战役，但是还没有赢得预防听力疾病、尽早诊治耳聋，让患者最终成为社会有用的一员的战争！单就重度和聋学生的平均教育成本是听力正常儿童的2.4倍这个事实，已经能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应该及早建立和推行儿童听力筛查的必要性！
2012年北京听力论坛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天，但是丰富的讲座、不同的视野和贴近现实的经验足以让参会每一员感到中国听力学发展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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