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芳在讲自己的撕纸作品。
我们可以凭借光影的交错看到一朵花、一片云的美好，我们可以在剧场里聆听音符的美妙，我们可以跳跃、奔跑、扭转、舞动来诉说情绪……如果，我们看不到、听不到、走不了呢？你还能与摄影、音乐、舞蹈这些文化活动发生交集吗？你还能融入到一个正常人的文化生活中去吗？单单的一个残疾人通道与洗手间只不过是物理上可见的通路而已，对于一个残疾人士而言，拿起单反、走进剧场，甚至是站在舞台上，走入到完全平等的社会中去，无疑是需要更多的精神与灵魂上的通路。
在香港，就有这样一拨人，他们致力于让残疾人士与健康人士融洽共处、相互扶持，而他们沟通的语言，是艺术。半个月前，“多一点艺术节”在香港石硖尾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L1艺廊举行。3D立体摄影作品、玻璃制品、陶艺制品、玻璃创作作品、撕纸作品……你难以想象这会出自一些伤残人士之手。在10月初开幕的香港首个由聋人主导的戏剧项目“香港聋人戏剧节”，也上演12场令人耳目一新的戏剧，戏剧节一直演至11月，让不同类型的观众有机会体验绝少在香港上演的剧种。
视听障人士也能玩艺术，让公众忘却其弱者标签
陈淑芳穿着一条黑裙子，套了件今年最流行的绛紫红西服，站在“多一点艺术节”展场的门口，等待着嘉宾与观众的入场。
有人习惯性地、礼貌地递了张名片。
她笑了笑，说，我看不到。
她也听不到 如果你说抱歉的位置距离她很远的话。她只能在很近很近的地方观察人的口型，以确定对方在说些什么。
她是一个视听障人士。
但她这次来，是为了介绍她在展览中展出的几件展品。
这是一条鱼，一条陶瓷烧制的蒸鱼。在“陶艺大厨”的工作坊中，陈淑芳第一次接触到了艺术创作。当然，除了她之前曾经参加过的一个捏泥人活动。她心里还是有些惴惴的，她很担心会遇到跟当时一样的情形。“那个老师很是不高兴，说八岁小孩都比我捏得好！”陈淑芳说，“所以，一坐下来，我就跟工作坊导师说，我不行的。我看不到。”
陈淑芳当时真的是什么都看不到。因为，她面对的是白色纸上放着的白色瓷碟。这种没有立体感可言的物品布置方式，对于原本就不能很清楚地识别颜色的她来说，简直就是对她的考验。但导师很快就找寻到能够帮助她的方法把黑色底板放在白色纸上，用不同的颜色制造强烈反差。
这只是问题的开始。陈淑芳还需要进一步分辨颜色。这对于只能模糊看到黑白灰三种颜色的她而言，简直就是有些异想天开。工作坊导师拉着她的手，逐一颜色地摸过去，“这是蓝色、这是红色、这是黄色……”然后，等着陈淑芳的，就是一层一层的颜色涂抹，直到颜色鲜艳到自己都可以看到。于是，她得到了这条鱼。
陈淑芳把这条“蒸鱼”当成自己的宠物，她不仅带着她去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看，还带着她去逛公园，去小湖边“放生”，告诉这条“蒸鱼”在湖里有很多它的伙伴。“这条鱼像是赋予我重生的生命，我还要带着它去周游世界。”或者说，她自己就像是这条蓝色的鱼，跳跃过了她自己潜意识中对残障人士与艺术世界默认的“鸿沟”。
“我是行的。”陈淑芳在整个导览过程中，不论是介绍自己的“蒸鱼”，或是撕纸、或是玻璃制品，她总是不停地说这句话。而在接触这个之前，她认为，看不到颜色是不能制陶的，看不到纸张的细微间隙是撕不了纸的，就更不用说透明的玻璃了。
除了陈淑芳，还有很多与她一样的残障人士的作品在这里展出。塑胶彩绘、油画、立体摄影制作……很多作品功夫精细到让人怀疑这是否真的出自残障人士之手。因为，在这些作品下面，只有作品名与创作者名，并没有标注究竟是身体哪一方面不便。“我们相信，人人生而不同，我们尊重每个人的不同。但是，在传统的文化上，很多人都是一听到残疾人士、展能艺术就一定有一个标签，觉得他们很可怜，需要救助，公众看到的就是他们的弱点。我们就是想公开地让公众知道，不要只看到他们残疾的标签，而是要知道大家只要有平等的机会去培养艺术潜质，每个人都可以在生命中、艺术中有发展。”“多一点艺术节”主办方香港展能艺术会执行总监谭美卿在提及到署名问题时强调。
伤健也能平等沟通，共融的语言叫艺术
高便莲，是展能艺术会“多一点”玻璃创作工作坊的导师。2003年，由于参加一些课程接触了展能艺术会。她不知道残障人士究竟能否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从事这些创作，虽然“没试过，不知道”，但她不拒绝。
“其实，玻璃创作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它会用到火枪烧制。”但这并不妨碍一些如陈淑芳一样的视障人士参与。
对于导师而言，首先需要的就是找一些最简单的东西去了解学员的能力，然后再设计课程配合。“这种配合并不困难，即便是教普通人也是需要分年龄进行分别教育的，对于这些不同能力的朋友而言，导师所需要做的，就是不要将固有的方式与认识框架套在学生身上，去评价。”在高便莲口中，伤健人士之间的沟通，并不存在着隔阂，导师的配合就是不打击自信，给予安全感的同时，再去开发多些创意的可能。
而这种安全感与自信也正是陈淑芳能够做出这一系列作品的原因。“对于视障、听障的人来说，我们需要环境的平静，特别嘈杂的环境会让我们感觉到混乱，我们需要可以触摸的安全，如果手上摸不到，就会感觉到无助。”陈淑芳说。
事实上，在这种自信与安全的共融环境的建构下，残障人士所表达出来的艺术能量也让高便莲惊讶。看不清东西、分辨不了色彩的陈淑芳竟然可以在两个拇指大小的透明玻璃瓶上作画。“他们的能力并不是如普罗大众所想象的那样。”高便莲说。
伤健共融也会给健康人提供不同角度的“看”法
在香港，共融社会似乎已经渐渐成为一种共识。十字路口的盲音、地铁的点字导览、残疾人通道、厕所……即便，你不是一个视障人士，你也可以亲身去体验完全黑暗的世界。在美孚的“黑暗中的对话”，你就可以进入到一个完全黑暗的影院中,摸索着坐下，听银幕上的演员对话。但一旦演员沉默，你便会慌了神，究竟这银幕上在上演着什么？这时候，颜素茵或许会帮上你。
颜素茵是一名口述影像员。5年前，她因为工作上需与不同能力的创作人(残疾人士)沟通相处，便顺理成章想学手语、点字和口述影像。“我那时负责为视障音乐人、作家汪明欣安排和进行公众教育活动，时常要向明欣描述周遭事物，记得试过有一次要实时口述歌唱比赛现场实况两个多小时，因为不懂口述影像技巧，长时间高度集中描述，感觉力有不逮，所以决定开始学习。”
不过，颜素茵却发现在香港学习口述影像的途径并不多。“据我所知，除了香港展能艺术会曾于2008年开办口述影像工作坊和近年办过几次为义工而设的口述影像导赏训练外，便只有香港盲人辅导会2011年香港电影口述影像发展计划开办有系统的口述影像培训课程。在资源运用层面，获培训的学员数目不多，学员能持续服务的更少。”颜素茵说，“这也许是培训工作仍在起步阶段，本地的口述影像服务尚未发展出成熟的互惠模式的缘故吧。”
颜素茵在努力地寻找不同的看的角度。她和同学们曾经在课堂上，为了是用抚尺还是惊堂木去描述一个影像中出现的实物而争执，老师却一语道破“可以说，那是一块黑色的木头”。作为一个健康人士，她总是想让自己尽量处于伤残人士的角度去“看”事情。她总是在想：“如果有一天我看不清楚(年老了)、看不到(失去视力了)，这个表情、动作、场景、影像，我会希望听到怎样的描述。”
在她看来，视障与非视障人士欣赏作品时，同样需要“看”，只是“看”法各有不同。而对于非视障人士而言，口述影像也无疑在提供另外一种“看”法。“有一个健康观众听过口述影像后告诉我，他没有想过原来作品可以这样看。这让他能够通过第三者对图像、装置的描述帮助自己多一角度地注视作品的重点。”他说的有句话让颜素茵印象深刻，“我们有时以为我们有正常的视力，但往往可以看到的，却没有看到”。
去年，颜素茵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毕业。在毕业展上，她开启了学界设有通达服务的先河。“我们一班同学抱着"A rtsareforeveryone"的理念，为毕业展览提供了点字和口述影像服务，并设导赏团予社福机构。”
主流文化场馆日渐通达，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去接触艺术
事实上，我们在“多一点”艺术节上，就可以感受到颜素茵口中的这种通达服务。就是在入口的资料发放处，这里与其它展览场馆有些许的不同，这里除了配有中英文资料之外，还有厚厚的一叠点字资料，还有一些口述影像的导览设备提供。在展品的旁边，也有一张或者几张触感图，告诉视障人士作品图片的色彩分布、线条走向、构图布局。
“我们讲究的是艺术通达。这不仅是泛指交通安排、场地上的无障碍设施，更包括视觉及听觉设计上的配合让不同能力人士共融参与文艺活动。”谭美卿说，“无论残疾人士及长者，其实都应有与其他香港市民一样的平等机会去参与文化生活。他们与其他大众一样，在艺术及文化活动方面都有同样的需求及兴趣，以提升生活质素。听不到的，我们可以提供字幕引导，看不到图像的，我们会做口述影像，还有点字触感，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去接触艺术，去培养艺术潜质。”
现在这种艺术通达服务已经慢慢在敲开香港主流文化场馆的大门。例如，香港艺术馆、尖沙咀历史博物馆，都已经在逐步接受通达服务。这些让陈淑芳们从一开始不敢去接触社会、参加文化活动，变得慢慢有信心逐步地去欣赏艺术，甚至自己也参与到艺术创作当中。“西方国家，例如美国已经在艺术通达上做了二三十年，并立法保障，但在香港，这才刚刚起步。其实，香港人口日渐老化，迫在眉睫的表演场地以及艺术节目的通达问题都应受到正视。”谭美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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