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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爆近年国内“非虚构”写作热潮的《梁庄》作者梁鸿曾坦言：“我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于我的心灵、与我深爱的故乡、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这种思考也同样适用于《耳蜗》这本书，试想我们有多少功成名就的作家虽然依旧不断地叙述着故乡，却不知不觉地他的感觉、情感和思想与他当下的真实的家乡越来越远。我们又有多少作家由对虚构的着迷和崇拜而到现在开始怀疑自己写作的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耳蜗》不是小说，是非虚构的文学报告，讲述了成千上万聋儿回归有声世界的感人故事。它记录的是发生在我们身边以及现实中的真实的事实，但它绝对又是一个神话，因为一个失去听力的聋哑人，重新获得健康的耳朵并通过康复教育，最后能够说话，这样的事情只能在神话故事里才能够听到，至少它是自古以来多少人做梦都难以实现的愿望和理想。试想一下，如果这个故事最先是以小说的形式写成，它的真实性肯定会引起人的怀疑，它的感动人心的力量也会大打折扣。
“耳蜗”这个词不算陌生，它是长在我们耳内的传导并感受声波的关键器官，我们的听觉最终是通过它来实现的。但是“人工耳蜗”或“仿生耳”却是我第一次听说，它是近年来专门给先天没有或者后天失去听觉能力的人的一种人造的听觉器官。它不同于“助听器”。我们知道，没有听觉就意味着也丧失了说话的能力，而人工耳蜗就是让聋哑人获得或者恢复听觉和说话能力的一种救助工具，正如《耳蜗》中所说的，它是听力的重建，是聋人的福音。几天前，我在一个电视节目中，看到一个15岁的弹古筝的女孩，她的听觉接收程度即使是一列火车从身边开过就如同一只蚊子飞过一样，但是她通过口型模仿初步学会一些会话，尽管非常不标准，在节目中听她如同婴儿呀呀学语的说话声调，真让人感动得落泪。《耳蜗》里也有个叫陆锋的小伙子，他本来已经办好了去国外留学的签证，可一次意外让他失去了听觉，使他坐飞机几乎听不到飞机起飞时引擎的轰鸣。据《耳蜗》书中统计：中国是聋人人口最多的国家，20世纪末，中国听障者的人数达2057万，远远超过了当时澳大利亚的人口总数。这些聋人的故事和数字足以说明《耳蜗》这本书的重要性。书中列举了许多我们正常人无法理解和感受的聋人的世界，那确实是个无声的暗淡的世界，从几岁的儿童、风华正茂的青年，到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失去听觉的痛苦、他们起初对植入耳蜗这种高科技新生事物的疑虑和抉择，以及最终获得新生的喜悦和幸福让我们感动。书中重点刻画了几位用一生的奋斗和努力救助聋人的光彩人物：无私的医生韩德民；母女两代人，还有女婿都投身于康复教育的崔玮兰、米思和王建强；用自己的耐心和爱心帮助一个脑瘫的聋孩子的赵胜强；还有用巨资捐助这一事业的企业家王永庆等等。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努力，使人工耳蜗在中国从无到有，由一开始的高价引进，到逐步研究和开发国产的耳蜗的创业故事等等。
当然，这本书的意义并不仅限于赞扬那些为聋人恢复听觉的高尚的行为上，而是将其提高到保卫和发扬人的尊严和生命价值的精神层面上。书中写道：“科技的发展应该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祉，使人类从精神到身体都得到更大的解放：叫生命没有缺憾，人能够有尊严和自由地活着。”《千手观音》的舞者、聋人姑娘邰丽华也说过这样一句精彩的话：“我感觉残疾不是残疾，而是人类多元化的一个特点，残疾不是不幸，只是不便，其实所有人的人生都是一样的，有圆有缺，有满有空，这是你不能选择的。但你可以选择看人生的角度，多看人生的圆满，然后带着一颗快乐感恩的心去面对人生的不圆满。”我想这些话正是这本书所要真正告诉我们的主题，它让我们这些身体正常的人感到惭愧的同时，也会重新审视自己、认识自己，然后由自我、自恋的小我，走向关爱他人、关爱世界上所有被赋予尊严和生存权力的生命的大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