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使用助听器，需要科学验配，这已是不争事实。
即使初入助听器行业的新人，也熟知当今助听器验配的各种奥秘。从20世纪初40年代的二分之一增益法，到上个世纪50到60年代之间，推广的仿真耳藕合腔验配技术，再到70年代的自动增益法（AGC），再到今天广为流传的非线性验配法，尤其以加拿大的DSLi/o和和澳大利亚的NAL-NL的验配方法，广为熟知，覆盖面超过90%。而助听器验配技术也和助听器的硬件技术一样，快速发展。记者闻悉加拿大听力学家蒋涛博士在近期的《中国听力语言科学杂志》发表题为“助听器验配：一场悄然兴起的技术革命”论文，对此有独到的简介。其中指出：“助听器验配方法突破现有的‘学院式’框架，沿多样化和多维度方向演变，有的是利用硬件技术来改善助听器验配，有的是用统计学工具，从言语声学角度，利用百分比的方法来分析实际言语信号的各种动态特征，对言语声的某一频率进行放大；有的建议让听障患者成为验配主体，根据自身对声音响度感受来自我调试数字助听器的各种参数设置。”该文总结了多年来助听器验配的历史发展和趋势。
不过，当记者在采访时，蒋博士在介绍助听器验配的科学性同时，还强调助听器验配效果的心理特点。验配的科学性是希望，助听器的参数不会和患者听觉感知出现生理和心理的冲突，换言之，过度放大会让患者不舒服，而错误调试会降低助听器的效果。既然如此，助听器的验配是否也和药品一样，能产生安慰剂效果呢？蒋博士回答说：能。最新的研究已经表明助听器验配整个过程本身具有潜在的安慰剂效果，这也是许多听力学家在临床上，亲身感受到的。
我们知道，安慰剂效果在医学的许多疾病治疗中均有先例，比如用安慰剂方法来治疗帕金森疾病和疼痛病。而临床显示，往往医生或者是有知识获得值得信任的权威人士，他们任何态度的表现均会给予患者一些“倾向性的”暗示，从而导致安慰剂效果。着这种效果在助听器验配上，也得到体现。
蒋博士介绍说，最新的一期《耳朵和听力杂志》登出美国道斯等人的研究，这是一项很有意思的实验。这些听力学家希望通过控制的临床实验来证明患者本身的期望值对于助听器验配效果的潜在影响。
该实验由20位长期使用助听器的患者组成，其中有13位男性，7位女性，年龄在54岁到80岁之间。该实验的关键是用不同颜色的同一种助听器来测试患者对这些助听器的反应，被称为“新”助听器和“传统”助听器，但是验配方法、程序和调试结果均完全一样。每位患者分别用两种助听器来验配和验证其效果，包括使用言语噪声测试、音质量表和个人喜好测试等通用的评估量表。
结果显示，15名患者认为“新”助听器效果优于“传统“助听器，其他5名患者无法区别二者的优异。据蒋博士介绍，但是，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一位患者选择“传统”助听器效果好。显然，两种同样助听器却导致如此之大的个人喜好差异，充分表明了助听器验配的安慰剂效果。是患者的期望和心理作用的差别，而不是助听器验配的差别：这就是本实验的结论。
蒋博士评论说，这个结果具有重要意义，很可能会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过去一些关于助听器验配的实验结果，发现是否有任何安慰剂效果的影响。而对于未来的研究，我们也必须加以注意，作为一个特殊的变量来考虑和控制，以保证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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