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时常和罪错未成年人谈心，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每个孩子都是天使，只是有的孩子折断了翅膀。”在社工眼里，有过违法犯罪经历的未成年人，就像折断了翅膀的天使一样。如何让这些孩子改正错误、走出阴影，重新插上生活的翅膀，避免更多的孩子走上犯罪道路，不仅是青少年帮教社工们的理想，也是整个社会和每个家庭需要正视的重要课题。日前，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判决之前的6个月
在看守所里度过
在鞍山，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都关押在市第一看守所。
看守所大院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道高大的铁门。门卫按动电钮，铁门开启的一瞬间发出沉重而短促的响声，令人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威慑力。
看守所的楼房平整方正。与关押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房间不同，关押20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两个房间里浮动着一些亮色——靠近门边的窗台上整齐地摆着一溜塑料水杯，杯上有可爱的花朵图案；墙壁上贴着彩色的卡通画；日光灯上挂的红色中国结挂件，被天窗透进来的风吹得一摇一摆。
房间、走廊里到处飘散着一股浓重的蒜味。犯罪嫌疑人们正在从事例行的劳动——剥大蒜。看守所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劳动量没有要求，安排这种需要细心耐心才能做好的活计，是为了磨练他们的心性。在接受最终的判决之前，他们要在铁窗里度过6个月左右的时间。也许是听到观察窗前有响动，他们都转过头来，露出一张张稚嫩、沉默的脸孔。看守所的工作人员说，这些孩子大多出生在1995年、1996年前后，其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5周岁。
就在记者采访前不久，17岁的犯罪嫌疑人小峰（化名）接到了判决书——因为殴斗致人轻伤，他将被送往辽宁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1年零6个月。4个月前，如果挨打的小伙伴没有找到小峰，如果小峰没有参加那次殴斗，也许他现在仍待在饭店里继续学厨，继续做着自己的厨师梦。
小峰还不大记事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母亲很快从他的生活里消失，而父亲则在独自打工多年后重组新家庭，妻子又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小峰是奶奶和姑姑一手抚养大的。为了照顾这个孩子，姑姑把婚事一拖再拖，误了婚龄。虽然身边有温暖和关怀，但失去父母之爱的小峰，每每看到别人一家三口走在一起总会黯然神伤。这些烦恼，他从没对人说过。
那次改变命运的殴斗并不是小峰参加的第一次殴斗。因此，他和另外几个参与者把对方的一个年轻人打伤后，得知其他孩子都在派出所做了笔录，小峰没有惊慌，他主动自首，觉得事情最严重也不过是赔钱给对方，没想到却一步迈进了看守所。
第一看守所所长侯永胜说，关押在这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70-80%都和小峰一样来自单亲家庭。几乎所有人的家庭都不富裕，还有很多人家生活困难，这些孩子几乎无一例外地早早辍学、流入社会。对于这些孩子来说，看守所是一个终生难忘的地方。这里既是临时家庭，也是临时学校。在这里，曾经叛逆、浮躁、迷茫、对法律毫无概念的孩子将迅速长大、成熟，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每个人都对法律常识有了基本认知，并对法律的威严从心底里生出敬畏。
成长环境不佳、教育方式出错
酿成苦果
20岁的小千（化名）是一名聋哑人，靠佩戴助听器进行简单的对话，也能看懂速度比较慢的唇语。如果两年前没有卷入那起偷车案，求知欲强、喜爱学习的小千也许现在已经考取了天津一所残健结合的高等院校。
两年前，小千的同学偷了一辆轿车，并用揣有车钥匙的衣服换走了小千的羽绒服。小千点头同意了。就是这个举动，让他以盗窃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但改变小千生活轨迹的并不只是这个案子，还有他的家庭。
小千的父母都是聋哑人，小千童年时有微弱的听力，会说一些话。他记得，自己小时候说的话都是姥姥教的。搬到爷爷家之后，爷爷奶奶对他疏于照管，父母也无法跟他进行语言交流，刚启蒙的语言训练就此中断。到了上学年龄，被正常学校拒之门外的小千，只得进入聋校读书。小千的父母都是初中文化，没有工作，靠低保维持生活。小千与父亲经常因为琐事发生争吵。为了避免爷俩闹得太厉害，爷爷让小千搬到姑姑家住。但小千总能感觉到身体健全的家人对自己和父母那种厌恶和轻视。在QQ聊天的时候，小千告诉记者，自己在家里感觉不到温暖。与家庭相比，他更愿意住在学校宿舍。
与小千相比，17岁的小章（化名）虽然身体健全，但他成长的环境和受到的家庭教育很令人担忧。
小章的母亲身体不好，一家人全靠父亲开理发店维持生计。父亲对小章管教得很严，平时非打即骂。这在小章的心灵深处埋下了暴力的种子。小章说：“我上小学的时候，个子矮，又老实，总被人欺负，回家也不敢告诉我爸，怕他瞧不起。我要是变得厉害，别人就不敢欺负我了。”就这样，打架斗殴对于小章来说逐渐成为家常便饭，慢慢的，他身边聚拢了一群同样爱打架的孩子。
去年，小章出于义气参与了朋友挑起的殴斗。朋友从被打者手里抢来100元钱。见此情景，小章要求分给自己一些。朋友分给他40元，这40元钱令小章触犯抢劫罪被刑拘。
目前，鞍山四城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都交由铁东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办理。从2009年5月成立至今，少年法庭的法官和法庭社工站的社工们帮教过180多名罪错未成年人。法官徐金平过去做过团市委派驻社工，有过三年多的帮教经历。她告诉记者，小千和小章的经历和家庭环境在罪错未成年人当中很具有普遍性。大部分罪错少年的家庭都具有单亲、贫困、父母文化程度低、亲子间缺乏交流等特点。
徐金平说，青春期的孩子性格叛逆，与父母有代沟，家长不容易找到合适的方式与之沟通。父母如果文化程度低，教育方式就会比较粗暴，无法对孩子的心理和生理问题给予适当的引导、教育。在与孩子对话时，母亲的态度还好一些，父亲总是以打骂来解决问题，甚至故意在外人面前责骂孩子，让孩子自尊心受伤。这样一来，孩子更不愿意向父母敞开心扉，转而在同龄人中寻找倾诉对象。
对于未成年人失足犯罪，学校也应担负一部分责任。徐金平说，徘徊在罪错边缘的未成年人往往学习成绩不太好。学校出于管理的需要和对成绩的考虑，对这类孩子往往比较忽视，容易让他们感到孤独和被边缘化，使之转而向同样被边缘化或者进入社会较早的同龄人寻求认同感、归属感。
帮教工作者呼吁
社会宽容罪错未成年人
古语有云：“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对罪错未成年人来说，与短期的服刑期相比，刑期结束后回归社会这条路要漫长和坎坷得多。
18岁的小春（化名）在犯罪前曾是重点中学的尖子生。因为成绩好、个子高、相貌帅气，他是班里的目光焦点，受到很多女同学的关注。同班一名女生追求过小春，其男友出于嫉妒扬言要殴打小春。又惊又怕的小春找来两名早已辍学、在社会上游荡的小学同学给自己壮胆。结果，在双方殴斗的过程中，小春的一名同学用刀子将对方一人砍成重伤。小春也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
事发后，学校要开除小春，而小春自己也不愿意再回到学校，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团市委负责帮教罪错未成年人的社工李可新接手了帮扶小春的任务。两个人年纪相仿，很快就熟悉了。在李可新的关心和开导下，小春最终同意复学，并在父母的奔走和安排下进入一所普通高中读书。
再次回到校园的小春，却没能找回当初那种意气风发的学习状态。他内心充满忐忑，总怕同学知道自己的过去，每次看到有人打架都赶紧避开。在班里，他比别的同学大两岁，成绩却总落在后面，这也让要强的小春失去了自信。
在最近一次交流中，社工李可新从小春话里听出了厌学的意思，颇感担忧。李可新无奈地说，小春的心理压力很大，当初的案子可能成为他终身的阴影，他需要心理辅导。
与小春比起来，19岁的小米（化名）命运更加坎坷。他3岁时父母离异，他跟随酗酒的父亲四处流浪。6岁时他不堪打骂，偷偷离开父亲租住的小旅馆开始了独自流浪的生涯。此后的十几年里，小米与年纪相仿的一群流浪儿四处辗转乞讨，晚上就在网吧、火车站过夜。
两年前，小米跟几个大孩子堵住了一个独自夜行的男人，从他身上抢到20多块钱。几个孩子拿着钱到一家廉价小吃店饱饱吃了一顿盒饭。两三天后，警方根据被劫男子的报案找到了这几个流浪孩子。等待小米的是一年零3个月的刑期。
如今，服刑期满的小米在一家饭店学厨，每天工作10个小时。超负荷的疲惫工作却让他感到充实。在饭店，没有人知道小米的经历。小米身边有一个特殊的小圈子，由十几名受过社工帮教的罪错未成年人组成。几个孩子在生活上互帮互助，在情感上彼此扶持。对于小米来说，自己的心事除了对帮教自己的社工说，就只能对他们讲了。
铁东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庭长兼社工站站长王晨曾有过多年的罪错未成年人帮教经历。这些孩子从犯错、沉沦到重生的整个历程，让王晨感触很深。她说，经过改造和帮教的罪错未成年人，无论是继续求学还是选择就业都困难重重。
选择就业的那部分未成年人大多在不要求学历、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餐饮服务行业工作。但这类行业接触钱物较频繁，容易诱发二次犯罪。很多商家都不愿意招收在未成年时有过犯罪前科的年轻人。有犯罪前科的未成年人要想回到学校继续读书，比就业还困难。学校按照校规不接受有犯罪记录的孩子。很多孩子无法回原学校，要么改名换姓、隐瞒经历转校读书，要么到外地继续求学。王晨说：“学校出于自身管理的需要严肃校规校纪无可厚非，但对失足的未成年人来说有失宽容。如果采取留校察看的方式，也许更加人性化。”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过去的经历永远是一个不能暴露的秘密。王晨说：“一旦暴露了前科，他们将面临再次失学、失业的窘境。”每次她和一些帮教社工去看望这些孩子们，都会特别小心，既不敢穿制服，也不敢说出自己的职业。
采访结束的时候，王晨说：“人们对待罪错未成年人，更多的时候感受到的是面对罪犯的恐惧，却忘了他们也是孩子。我希望大家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这些犯过错的孩子们，希望全社会对他们多一些宽容，让他们有机会在未来改正错误，做个好人。”
采访手记
帮教事业
不能仅靠爱心维系
帮扶和改造好一个罪错未成年人，得救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作为辽宁省青少年社工工作试点城市，鞍山从2009年9月就正式开展了青少年社工工作。青少年社工都是辽宁团省委辽西北计划的大学生志愿者，已经先后有三批、52名社工在全市8个社工站专门从事青少年不良行为矫治工作。
据团市委的统计数据显示，几年里，我市社工等志愿者先后帮教不良行为青少年809人，其中80%以上有悔改意愿，有288人重新上学，有257人就业或接受了就业劝导。在社工参与帮教的几年里，铁东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也有所下降。但社工的工资待遇却与他们承担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难以匹配。
周冰与李可新都是铁东区人民法院青少年社工站的社工，家都在海城。社工的工资收入很低，专科学历的社工去掉保险每个月只能拿到700多元。这些收入扣除每天路费、偶尔的打车费、给帮扶对象买东西的费用，基本剩不下多少钱。除了生活压力，社工在帮教的过程中，还遭遇到种种阻碍。社工李可新说，要走进罪错未成年人的内心世界很不容易。“他们的家长往往对我们这些社工很排斥，有的把孩子的一切教育责任，甚至抚养责任一并推给我们。”
帮教罪错未成年人这项工作，完全是靠一群有社会责任感的年轻人在用爱心和毅力去坚持和维系。他们经常用一句座右铭来激励自己：“用两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一生无悔的事。”社工的工作期限是两年，两年后，这些年轻人将重新面临自主择业的困境。
另外，针对目前社会爱心人士对罪错未成年人开展的帮扶行动，铁东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庭长兼社工站站长王晨提出了看法。她说，单纯地对罪错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给予物质上的帮助，意义不大。“这些孩子之所以会犯错犯罪，是因为没有人来管教，家庭和学校、社会都没有尽到教育责任。我希望热心人士能通过代理家长的方式，持续关注这些孩子的成长，从内心深处去关心他们，成为他们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