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彬渝帮助100多名孩子走出了无声的世界
人物志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谢颖
十年来，我一直努力帮聋儿开口，我经历过，知道聋儿第一次叫‘妈妈’是怎样一种幸福的感觉。
康复路上，我也曾心累到想自杀，但最终我想是孩子一点点进步给了我活下去的力量。康复中心办起来以后，有人质疑我是为了赚钱。听到这些话，我的心很痛，他根本不理解残疾儿家庭的痛和无奈。
―――饶彬渝
饶彬渝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爱儿第一次开口喊“妈妈”的瞬间，那一刻，她一把将孩子抱进怀里，低头抹泪，多年的苦楚化为幸福的泪水。
饶彬渝也还记得今年中秋前夕收到的那盒来自一名贵州孩子寄来的月饼，那时外界关于她只是为了赚钱的质疑突然变得不那么重要，包围她的全是幸福。
十年前，饶彬渝曾因儿子患先天性听力障碍几度崩溃；十年里，她辞去外企高管的工作，用异常坚强的心和伟大的母爱，不仅让爱儿开口说话，还帮助100多名孩子走出了无声的世界。
妈妈二字教几千遍
晚上每每累得睡着
2000年，饶彬渝的儿子小耀诞生，喜得贵子的饶彬渝并没有欣喜。院方诊断小耀“先天性听力障碍”，25岁的年轻母亲饶彬渝当场就晕了过去。小耀两岁时，他还不会走路、说话。
“当时很多人劝我们再生一个，但我们放弃了。”饶彬渝说，他们四处筹钱，甚至借上高利贷，花25万元为儿子装上了人工耳蜗。虽有了高科技的辅助，孩子不“聋”了，但还是“哑”，这让饶彬渝几近崩溃。
医生告诉饶彬渝，装上人工耳蜗后，要积极地进行后期康复，效果好，最快三年能学会说话，但也有的聋儿一辈子都不能说话。饶彬渝在广州一家聋哑儿康复中心里亲眼看到，一些聋儿待了三年，仍不能清楚讲出一句话，此情此景，让她更觉心疼。
“实在不行，我就自己来！”饶彬渝做了个疯狂的决定，她干脆辞掉了外资企业做高管的职位，一心带着聋儿四处求医。饶彬渝带着儿子辗转深圳、北京等地参加了各种聋哑儿康复的亲子培训班，在那里，她通过自学逐渐形成了自己一套方法，各种词汇、拼音的标签贴得她满家都是。
常人孩子学叫“妈妈”很快，但聋儿学起来就是“妈妈妈妈吗……”叫个不停，饶彬渝说，因为聋哑人不懂得控制音节。简单的“妈妈”二字，饶彬渝却要“指物发音”教几千遍。每天长达10小时的发音教育，饶彬渝每每晚上抱着孩子还在一边念，直到累得睡着。为了爱儿早日开口，饶彬渝家里的电视3年再也没开过。
功夫不负有心人，饶彬渝至今仍记得孩子第一次表达出完整句子的欣喜：那天，她在厨房做饭，孩子摔了一跤，膝盖流着血，小耀便大声哭喊“妈妈，膝盖坏了”，虽然他还不懂说“受伤”二字，饶彬渝依然激动地冲出厨房，一把将孩子抱进怀里，三年的苦楚在那一瞬间化为激动的泪。
不忍铁汉泣不成声
带着聋儿寻求新生
自学成才教会爱儿说话，饶彬渝的经历吸引了很多家长找上门来。饶彬渝清晰地记得一名警察打来电话，说起聋儿的病情，这个铁骨汉子竟在电话里泣不成声。饶彬渝当时触动特别大，便答应那个警察的要求。
从那时起，陆续有聋哑儿住进了饶彬渝的家。随着孩子越来越多，饶彬渝不得不租下了自家楼下的一层，再请来几位幼师，她的家完全变成了聋哑儿的课堂，有时丈夫工作归来，还要帮忙带孩子。前来求学的聋哑儿年纪多都在6岁以下，饶彬渝又做保姆又做老师。2004年，饶彬渝办起了渝康康复中心。
聋哑儿性格大多比较孤僻。用饶彬渝的话说，刚开始有的“眼神不敢与人对视”，有的“不愿聆听他人说话，因为沟通受限，所以偶尔会无理取闹”。可是，当记者走进康复中心时，聋儿并未表现出孤僻的性格，他们热情呼喊着：“姐姐，姐姐！”如果不是看到他们戴着人工耳蜗，恐怕难以发现，他们其实是一群聋哑儿。
饶彬渝的办公室，内设简单，办公桌对面的架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药瓶，引人注目的是桌面上摆着一叠“聋儿档案”。随手翻阅，里面有老师从听觉、言语、沟通、语言、生活、饮食等多方面来记录聋儿的情况，每页还附有饶彬渝批阅的短评。 阿伦（化名）目前是在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的聋哑儿。“刚入园时有点暴力，画画爱用灰暗的色彩，把太阳涂成黑色，还容不得人家说他不好，喜欢哭闹，而且要躲在角落或者门后面，喜欢跟小朋友抢东西。”饶彬渝说，学习上，阿伦也不怎么搭理老师，发音不张开嘴巴，且声音较小。
饶彬渝则在阿伦的“聋儿档案”上批阅：“逗他开心，多陪伴他，鼓励他开口。”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后，记者看到，档案记录阿伦性格的转变已经很大，“不再抢东西，开始主动照顾身边的朋友，上课也很认真，能模仿句子”。
事实上，康复中心的众多聋儿与阿伦的情况大致相似，但饶彬渝能“因材施教”，目前接受康复训练的聋儿都能开口与人交流。这十年来，饶彬渝粗略算了算，从渝康康复中心里康复的聋儿已有100多个。
康复中心勉强维持
重压患上精神衰弱
让聋哑儿“开口”勇敢“发声”，这让饶彬渝很欣慰。今年，在广东省文明办刚刚举行的“广东好人”评选中，饶彬渝以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成为全省14名“广东好人”中的一员。然而，饶彬渝并未对获得“广东好人”的殊荣而欣喜，基于现实的诸多因素，她对康复中心将来的发展表示担忧。
“现在康复中心收支不平衡，几个教师也因工资低、工作环境差等因素辞职。”饶彬渝一脸愁容，她说，家长们一般都是砸锅卖铁才凑够钱给孩子做（人工耳蜗移植）手术的，他们的经济都不太宽裕。正因感同身受，饶彬渝经常为有需要的家庭减免学费，也有孩子来做了几个月的康复训练，欠着学费就离开了，饶彬渝没有太在意，她认为，康复中心“收支平衡”能坚持下去就够了。而就在上个月，一个做了六年半的老师也辞职走人。
除了对康复中心未来发展的担忧，其儿子小耀也是她的一个心病。小耀戴了近十年的耳蜗出现故障，有时让儿子不得不中断和周围人的交流。最让她无奈的是，每次考试回来，儿子第一句话就是，妈妈，我英语又考砸了，因为今天耳蜗又听不清，听力部分都是零分。
十年来，饶彬渝辞掉了原本在企业做高管的无忧工作，过上了紧巴巴东凑西挪的困难日子，儿子每月780元的耳蜗电池和耳蜗维修费，全部落在了丈夫一人身上。让饶彬渝欣慰的是，丈夫一直都很支持她。
本已窘迫的经济条件让饶彬渝已无力再让儿子换上一个新的人工耳蜗，今年8月，她无奈给东莞残联写了一封信，希望寻求政府的帮助。她告诉记者，2007年开始，东莞已有政策，为0-14岁的东莞户籍极重度的聋孩补助10万元植入人工耳蜗，所以她希望能得到政府的补助让儿子得以继续上学。
正是诸多的原因，强大的心理压力还让她患上了轻微的精神衰弱，晚上睡觉容易幻听到孩子哭闹的声而惊醒。医生建议她静养两年，可饶彬渝心里还是放不下这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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