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画作。 本报记者 房毅 翻拍
白石与不言。
韩不言画艺出自白石翁门墙。
他，听不见，说不出。但残障之身不能阻挡其“心画”之路，且达到了“吾齐唯有不言能之”的境地。
观其一生，正如顾子惠先生所言“有奔向大西北艺术创造的非凡和光彩，也有时运不济、世人不识的多难和坎坷”。
一本画集
在离世15年之后，韩不言享受到了“大红袍”待遇。
所谓“大红袍”，即画册外壳使用全红的硬套装帧，画家的烫金黄字封名跃然红套之上，这是美术出版社给画家最高级别的待遇。
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韩不言”于日前正式面世，画集选辑了韩不言自1939年到1993年五十余年间的一百七十余幅精品国画，有人物、山水、花卉、翎毛虫草等。画集是喜欢韩不言画品的皋兰商人杨重清出资出版的。
“1993年我在隍庙花600元收了一幅《二龙戏珠》，我很喜欢韩不言的鱼虾(画作)，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有意识地收藏他的东西了，不过那个时候还不太懂。”这一次，在《韩不言》画集中，杨重清的收藏作品占了近三分之二。
几年后，杨重清又收藏了韩不言在世时出版的唯一一本画集——《韩不言画集》。“它是1983年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薄薄的几册，画册上有韩不言的老师李苦禅题的签，师兄许麟庐作的序。”
去年是韩不言诞辰90周年，杨重清觉得这时候推出画集应该是最好的时机，只是这一想法落空了。
“韩不言画集上了人美的两次编审会，第一次是2011年11月，没有通过，画集编辑给我的解释是编委们都不了解韩不言这个人。第二次上编审会是今年4月，编辑告诉我说这一次能通过的理由是编委们觉得作品够资格了。”杨重清说他压根就没有觉得韩不言的作品会够不上“大红袍”的资格。
画集还没有出，市场就抬起来了，杨重清说，之前韩不言的一幅四尺也就几千元，等到他收画的时候，已经涨了近10倍。
不过，为韩不言出画集，因为商人的身份，杨重清又一次遭到了质疑。《韩不言》画集出来后，“里面有赝品”的说法再度甚嚣尘上。
“我找了很多人，对有疑问的作品进行鉴定，是很谨慎的。”对质疑，杨重清不服气。
负责为画集拍照的沈明德也很不服气。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城关区文化馆负责摄影工作的沈明德和韩不言是老相识，韩不言曾在他家里画过画，至今，沈明德家里都藏有韩不言的多幅作品。“像这一次收集作品的过程中，有一幅署名韩不言的《祖国山河一片红》的作品，上面还有顾老(顾子惠)的跋，但最后经他的学生还有藏家等多方鉴定认为有‘问题’，最后我们就放弃了。”沈明德说这样“放弃”的还有不少。
一个父亲
韩兰生手里没有几幅他父亲的遗作。
“所以说，这本画集多少圆了我们这些子女没有能力给父亲出画集的遗憾吧。”韩兰生是韩不言五个子女中唯一的儿子，他说因为没有重视收藏，最主要的是父亲韩不言在世时留在家中的一些作品多拿去做了公益，所以他们5个儿女现在最多每人也就有两三幅父亲的画作。“多少有些尴尬啊，在画集出版过程中，我只能充当联系找画的角色。”韩兰生直言。
1983年韩不言第一个画集出版时，27岁的韩兰生还在一家企业当工人，他清楚地记得当时出那个画集的不容易。“1981年甘肃电视台首播了一个我父亲的专题片——《聋哑画家韩不言》，后来这个专题片又在中央电视台转播了。应该说，这个片子的播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后来就有人提出应该给韩不言出个画集。”等到有机会出画集时，韩兰生记得父亲却又开始为“没有画”而焦虑起来。
“那时候受到我们家住房的限制，可以说父亲连一张像样的画案都没有，他有时候在朋友或学生家中聊天谈画，一旦来了兴致，便会立刻作画。”韩兰生说不管是在湖南出画集的时候，还是1987年父亲和赵西岩联合办画展的时候，有不少作品都是父亲从学生或朋友手中四处借来一用的，用完之后全都归还了。
在韩不言的5个子女中，没有继承其衣钵的，这一点，韩兰生自己也觉得比较遗憾。
年轻时期的韩兰生不理解父亲身上的清高，在他的印象中，家里曾出入过不少有地位的人物，但是父亲一次也没有张口求过那些人，“我们姊妹几个，插队的插队，在工厂的在工厂，他从不求人给我们办事，还不让我们姊妹打着他的旗号求人。”尽管平日里不怎么顾及子女，但韩不言作为父亲的威严，是让最小的孩子韩兰生也惧怕几分的。韩兰生说他不懂哑语，和父亲的交流多是靠手写。现在也是父亲的韩兰生意识到，这样的交流方式，多少限制了父子间情感的无限交流。“现在想一想，我始终都没有走进父亲的心底，不了解他的情感世界。”
一位老师
无论谁说起韩不言，绕不开的一句就是“一生多困顿”。
魏邦联还记得老师韩不言在甘家巷的家，是砖地且不平，每次作画时，桌子要抬到门口借光，还要在桌角垫东西，而盛墨的是一个罐头瓶子。
沈明德也记得和顾子惠聊天时听到的一件事，一次韩不言看中了一支10元钱的毛笔，他让顾给他买上，后来，顾就买给了他。
还有，据说当年韩不言常去新华书店，营业员都认识他，每次都是只看不买。
拜韩不言为师之前，魏邦联从他画素描的老师处听说了韩不言这个名字，“我的那位素描老师非常崇拜韩不言，常挂在口边的一句话是‘那样的笔墨甘肃少见’。”
魏邦联第一次见到韩不言画画，印象深刻，“鼻子几乎都贴在画纸上了。”韩不言左眼失明，画画仅凭近视3000度的右眼。
跟随韩不言多年，魏邦联算得上是老师声名渐起的一个见证者，只是这出人头地的滋味在他看来可谓是五味杂陈。
“有观点说他不会画大画，只会画鱼。”魏邦联说面对这样的非议，韩不言除了专心作画，不做任何表态。“后来，他作了不少大幅尺寸的山水、花卉的作品。”
韩不言有所表态的，多是在有关画艺的探讨上。杨重清手头有一封韩不言写给朋友温良恭的信，这封信内容长达7页，信中，韩不言告诉老友“自己和赵西岩举办的画展，两个月期间就有10万人参观，影响很大，为此艺术界的朋友都促他去北京办画展”;还有“兰州方面平时书店卖出其他著名画家画册几十册至百册，然而共卖出我的(《韩不言画集》)达到六百册;特别在第四页中，有李苦禅、许麟庐的艺术，我倾心钦佩，娄师白实际不过是虚名，其作品我过去都看到了，其缺少个人风格，似白石画风，但骨力不足。”
“老师是个有大志的人。”魏邦联这样评价韩不言的“把别人不放在眼里”。
一种风格
韩不言70岁的时候画风有了改变，而在魏邦联看来这不啻于一种“变法”。
“应该说这一次的改变，多少是老师和师兄李苦禅先生的一次晤面交流之后的结果，苦禅先生的‘要创新’似乎让老师意识到了什么，老师先后从师李苦禅、白石宗师，尤爱八大山人、石涛，学得笔墨精神，形成不言画法。”魏邦联说后来者都认为韩不言的这一次“变革”最大的成就是：形成和进一步确立了他自己的风格面貌，就如有观点所言“有些画一看就是韩不言的东西。”
早些年，韩不言等一众画人在五泉山现场画画时，一张画2元。1988年，魏邦联陪韩不言去了一趟北京，拜访到了老师的几位师兄，许麟庐就是其中的一位。后来，许麟庐和韩不言、魏邦联三人联手作了一幅画，此画现在就挂在魏邦联的书房中。“记得特别清楚，当时许麟庐看了老师的画作之后，评价非常高，而当听说老师的画作当时在兰州一个平尺只有12元时，许麟庐立刻说了一句‘回去就提价，提10倍’。回来后就真的把价格提到了120元一平尺。”
出自齐门，都是画虾，魏邦联觉得老师韩不言还是有自己的风格的。“用一支笔一气呵成，所画之虾，有透明感。”
沈明德记得看过一篇文章，说在台湾收藏有一幅齐白石的《鹦鹉》，这是齐白石临韩不言的画作。“至少说明齐白石喜欢韩不言的东西。”
邵军家的客厅里挂着韩不言的一幅《东风一枝春》，还有几幅12开大小的作品。邵军说这些画作都是韩不言创作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东西，算得上是他艺术巅峰期的作品了。上世纪70年代末，邵军是新华印刷厂的厂长，当时流行一种“沙发画”，由印刷厂负责找画家作画然后印制好后向烈军属等群体赠送，就在这个过程中，邵军和韩不言、郝进贤等人相识。
“当时白塔山有个画廊，他们就在那里画画，那时候的稿费也就是20元左右。”邵军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买了些韩不言的画。“那时候不时兴卖画，拿了他的画，也就随心给上五六元。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还到过韩不言时常去陈伯希先生位于五泉的家，当时韩不言画画有时候是我买的宣纸，有时是陈老提供的。”
“他的画笔墨精良，功力深，韵味好。比如画鱼，就两三笔且很传神，现在画家哪有这样的功夫。”与李可染、石鲁、范曾等大家有过接触的邵军，在书画上是很有些眼光的，他对韩不言评价颇高。
时常有人这样慨叹：韩不言若不是又聋又哑，若不是在西北僻壤，若是不离别京华，那将是……
历史没有“若不是和若是”，有的只是一个身残志坚者的艺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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