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时，他自费创办了一所聋人学校，教家乡的聋孩识文断字。28岁时，他在上海聋哑青年技术学校担任校长，近40年里，助数千名聋人成才就业。67岁时，他从聋校离休，从此开始“全职”手语研究，被称为“中国手语的规范者”。如今，他已85岁高龄。8岁时因病致聋，近80年来以手写心上海聋哑青年技术学校名誉校长戴目，书写着一部上海特殊教育的传奇。
自费办学，坐冷板凳、喝西北风
灰色套头衫，深绿色长裤，花白头发。清瘦的戴目先生身上散发着书卷气，一派师者风范。
“说起我从事聋哑教育，要追溯到七十年前啦！”“交谈”时，戴先生手语配合口型，偶尔能模糊地发出一两个词，带着南方口音。
戴目生于常州，因父亲在沪行医，自幼寓居上海。8岁那年，因一场严重的脑膜炎致聋，后被送入上海福哑学校就读。1941年，戴目从聋校毕业，父亲建议他投师学画，但戴目立志做一名聋哑学校教师，为众多“同病”免除文盲之苦。学习素描一年后，戴目应聘进入中华聋哑协会附属聋哑学校当助教。
时值抗战，聋哑学校多为私人所办，举步维艰。两年内，戴目辗转上海、杭州、无锡三地任教，深感聋校教育的困顿，萌发了在家乡常州武进开办一所规范、高质量聋校的梦想。1943年秋到1944年夏秋之间，戴目一边在无锡工作，一边往返常州筹备办学事宜，每周六下午乘火车去常州，周日晚上再搭火车回无锡。戴目多方奔走，取得了上海福哑学校的同学、老师以及武进当地聋人朋友的支持，并聘请社会知名人士担任校董。1944年10月，学校以“武进县民众教育馆聋哑班”名义开学。
年仅17岁的戴目，结束了常州没有特殊教育的历史。说起这段“创业史”，他笑道:“我是小学毕业，只能教教小学生。”首批18名学生分两个班级，10人在预备班，8人读一年级，用手语教识字、算术等。办学经费完全由戴目和几位朋友自筹，学校除了膳食费外不发工资，做老师的连零花钱都要问家里拿。戴目说，母亲一边给他钱，一边取笑他:“坐冷板凳、喝西北风。”
40年间助数千聋哑人成才就业
人微力薄，聋校渐渐难以支持。抗战胜利后，戴目投奔了新四军，从事电文抄译工作。1949年5月随军南下回到上海，先后在《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
从事教育以造福更多“同病”的愿望，戴目一直难以割舍。1950年，他调入上海市教育局担任视导员，负责盲、聋哑学校的工作。后来，又担任上海第一聋哑学校副校长。学校改为上海聋哑青年技术学校后，戴目先后担任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
现年78岁的沈政良，是上海聋哑青年技术学校首届美术专业学生，毕业后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当时，聋哑人找工作不容易。戴校长和其他老师经过调研，为我们量身定做了美术、木工等专业课程。毕业前，校长还专门到国家电影局去申请，把我们20个人安排进上海电影制片厂。”
在上海聋哑青年技术学校40多年，戴目一直致力于开发适合聋哑学生的技术专业，先后开办了师范、电影动画、家具制造、工艺美术、点心制作、电脑打字等科目。40年间，学校有数以千计聋哑人成为行业技术人才，这让戴目十分欣慰，也让很多学生感念师恩。沈政良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一直工作到退休，如今，同样已白发苍苍的他，成了戴老形影不离的老朋友。由于两家邻近，沈政良自愿担任起戴老的陪护人。“谁像我们一样，能拥有60年的师生情？”
离休后全天候探索手语规范化
由于卓越的办学成就，1986年，戴目被任命为全市13位中学名誉校长之一。他也是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曾担任中国残联副主席、中国聋人协会主席。
1994年戴目离休，但离休后比在职时更忙。客厅堆满书报的一张写字台，成了戴老耕耘的新天地。满头华发的他又成了“全天候”研究员，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国手语的规范化。
在学校时，戴目上政治课。有一次讲“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将手在嘴巴下一捋，表现马克思的大胡子形像；“学”用拿书的手放在脑袋前表示，“说”用手指指张开的嘴巴。没想到，这一串手语动作相加，竟成了“马克思学习说话”的意思，学生愕然。
“以前，很多手语根据字面意思机械表达，容易造成误解。而且，就像有苏北话、宁波话、上海话等各地方言一样，手语也有地方手势，给交流带来麻烦。”戴目琢磨着把中国手语统一起来，1989年，他与人合作编辑了《中国手语》，离休后，又在此基础上扩充编写了《现代汉语常用词手势图解》。1990年，戴目赴美国参加世界聋人大会时，深感各国手语不同沟通不便，萌生了“翻译”各国手语的念头。1996年，用中国、日本、美国手语和国际手语4种手势动作表示同一词义的工具书《多国手语拾掇》面世。随着聋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很多人会书面使用成语，却苦于无法用手语表达，戴老今年编写出版了《汉语成语手势图解》，大大方便了聋人，同时也填补了国内空白。
如今，戴目已经85岁，两年前查出肾癌。但他拒绝手术，选择采取保守治疗，希望能再有几年，完成编写上海百年聋人教育史的愿望。“我知道，这将是此生的最后一本书，希望能把它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