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十届“全国语言学暑期高级讲习班”在复旦大学举办，有关我国语音矫正人才的培养和言语听觉学科的培育和发展问题受到关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言语矫正人才的培养、语音矫正康复医疗服务的质量和相关学科的建设都存在巨大的差距，亟需建立相关法规和行业标准，并大量培养言语矫治人才。
仅有助听器或外科手术是不够的
“人们对于听力障碍人士的常识需要被打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言语听觉科学专家陈忠敏陈教授告诉记者，听力障碍或聋人并不是安装了助听器就可以从无声世界进入有声世界，唇裂、腭裂的“兔唇”儿童也不是只需要外科手术就能完全恢复。他们需要的不仅是身体上的治疗，更需要在语言和沟通能力上得到特殊的照顾和培训。“很多患儿因为失聪、失语而患上其他疾病。如果没有后续治疗，即使恢复了语言能力，也会产生自闭症等心理疾病。从这方面讲，对患儿的治疗将涉及到语言学、心理学、医学、教育学等诸多学科知识。”
有关专家在众多单独设立的聋哑学校后发现，由于缺乏专业培训，教师存在认识误区，导致不少聋儿恢复不彻底，“本来可以很流利地说话的，只是恢复到了‘开口说话’的水平。”有的学生虽然恢复了语言能力，却在心理上患上了更严重的疾病，令人痛心。
“十聋九不哑”，根在言语矫正的专业落差
陈忠敏教授表示，依据2005年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推算，我国约有听力残疾患者2561万，言语残疾患者858万人。而我国目前的听力学专业人员仅有7000多人，言语矫治专业人员更是不足100人，听力和言语康复需求比为1:3294和1:85800。
而在美国，2000年时，获得临床能力证书（CCC-A）的听力与言语矫治专业人员就达到了3.87万人和7.6万人，听力和言语康复需求比为1:150和1:605。以此推算，我国要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的目标，尚缺听力学专业人员约17万人、言语矫治专业人员约14.2万人。一位台湾学者告诉记者，台湾的听语协会专业人才已经超过两千人。
言语矫正师工作的领域不仅可以矫正残疾人的语言问题，还可以矫正第二语言习得，比如中国人学外语、外国人学汉语过程中的语言问题。
此外，我国聋儿康复教师仅为5000多人，且多集中在大城市。按康复服务需求比为1:30推算，仅学前康复教师，我国尚缺2.1万人，而合格的聋儿康复教师也必须具备专业的言语矫治能力。
言语矫正康复事业亟须建立“汉语标准”
由于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言语矫治康复事业和人才培养存在着“无法可依”、“无标准可依”、“无职业类别归属”的“三无”窘境。国内没有一所大学或研究机构建立了完整意义上的言语听觉学科，国家没有专门的立法保障，“几乎是一片空白”。
而在发达国家，多数大学都开设有专门的言语听觉科学系。据介绍，日本60年代已有专门学科，东京大学医学部专门支持这样的学科研究。学者称，在美国，每一所高中必须配备一名言语矫治师。美国现在有15万言语矫治师，基本上都持有国家认可的硕士或博士学位，而我国教育部迄今还没有此类专业设置。
陈忠敏认为，学科领域仅仅是一部分，政府立法支持才是关键。在美国，国会立法通过ABA（应用行为分析法）以指导儿童模仿，理解和表达语言，认知概念，社会交往。在医疗体制上，美国语言障碍者可以得到医疗保险，失聪人群可以免费得到助听器。而在我国的福利体系上，对语言障碍者的医疗福利尚缺。
“本来我的学生中有不少对言语矫正很感兴趣，但目前却没有这样的职业。”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主任医师王国民认为，应该尽快为言语矫正师进行资格认证，立法设立专业的医师执照，“这样才能够为聋哑患儿留住专业人才。”
言语听觉专业服务有很强的民族性。我国患者的母语主要是汉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语言矫治和测试的评估、标准必须根据患者母语的特点来制定。而目前世界上的语言矫正学大多是以英语为标准的，从话语权、术语到标准等都没有考虑汉语的特点。中国香港去年才开始汉语语言治疗研究。在中国大陆，仅有复旦大学正展开研究并着手准备建立国内首个多学科交叉的言语听觉学科，该校正在向教育部申请语言矫治学硕士授予权。
十届“全国语言学暑期高级讲习班”闭幕式上，专家们普遍认为，在中国设立专项法规、建立学科和行业标准的时机已经成熟，政府机构如卫生部、教育部的支持很关键。同时，专家们表示，这些工作可以在有条件的大城市、大学先行一步。尤其是有着220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上海，无论教育、医疗还是民众的康复需求都已具备了这些条件。
- 上一篇：百名听障儿童暑期夏令营活动在京举行
- 下一篇：融合幼儿园教室逢雨必漏 孩子被迫停课
